一篇新文章和即将出版的书籍探讨了流行文化，如音乐，如何被用来理解贫穷和发展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Lewis教授、日内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Dennis Rodgers和世界银行的Michael Woolcock研究了这个少为人知的领域，并讨论了音乐作为一种抗争和异议的媒介的重要性。例如，作者们概述了音乐作为一种抵抗形式和呼吁社会变革的方式。文章中，他们讨论了西方抗议音乐的历史，例如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中的Bob Dylan和Joan Baez等艺术家，还特别提到了塞内加尔的Geji Hip Hop女性集体的歌曲作为当代音乐抵抗性别暴力的例子。
此外，该文章还探讨了音乐作为募捐工具的用途，使用了1971年孟加拉音乐会和1985年Live Aid音乐会的例子。然而，研究人员指出，尽管这样的活动有时表达了国际团结的进步信息，但他们批评了描绘饥饿人群的形象和未能涉及结构或政治问题的基本假设。
在这个挑战中，研究人员要在利用流行文化的力量促进社会福祉而不陷入问题或边缘问题的领域之间取得平衡。评论时，David Lewis教授说：“音乐反映了社会的优缺点。它不仅能传达信息、团结人们，也会分裂我们。虽然孟加拉音乐会在提高人们对于一个重大政治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意识方面是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事件，但它也不利地加深了‘第三世界’作为一个饥饿和灾难之地的主流叙事，并加强了消极刻板印象，就像Live Aid一样。”
Lewis教授和他的同事在他们的工作中认为，音乐、文学和电影等媒介提供了对人类经验的独特洞察，并向人们传达发展问题，通常比单纯的学术研究能触及更广泛的受众。他补充说：“大多数人并不是通过学术研究或新闻媒体来了解发展这类复杂课题，甚至也不一定是通过新闻媒体。通常，是流行文化影响着人们对这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因此，我们需要拓宽视野，考虑如何使学术研究与流行文化共同作用，帮助人们理解贫穷和不平等问题，并可能传递信息。”
更深入地展示Lewis教授关于音乐和发展工作的特点将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服务全球的研究》杂志7月份的一期中提供。
